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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团导致扇贝绝收”之后:獐子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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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 10:17 农博网

    “黑天鹅事件”

    11月份的獐子岛海风凛冽,街上人并不多。扇贝播苗的季节,只有早上海岛才显出忙碌的一面。早上6点钟,天还没大亮,负责投苗的工人已经开始工作,站在海岸边上,能看到成片的漂浮球。从表面看,小岛的节奏一切如常。

    但巨亏公告发布后,股民和媒体的质疑声音不断,獐子岛公司被推上风口浪尖,距离大连56海里的小岛突然成了各地记者的探访对象。一位岛民告诉本刊,居委会前一天给他们开过会了,让大家不要接受采访,“有工作单位的,单位通知,没有单位的,居委会通知”。

   
2012年9月11日,大连长海县獐子岛的几位渔民在捕捞海蜇

    这种小心翼翼建立在岛民和公司对于“冷水团导致扇贝绝收”这种说法截然不同的态度上。于清波在獐子岛公司养殖了十几年扇贝,他告诉本刊,獐子岛的海水清澈,自然条件算是好的,适合扇贝养殖,在他的经验里,扇贝喜凉不喜热,从来没听说过冷水团能把扇贝冻死。“我只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冷水带,那都是固定区域,这里一般海流急,海水交换能力强,让海水保持干净,在这些地方,我们也能捞到扇贝。”

    在本刊记者接触的近10位岛民中,“冷水团”的说法均没有得到认可。一位大连水产公司的扇贝养殖员说:“我们公司的海区与獐子岛公司的海区挨着,并没有受到冷水的影响,倒是有一些扇贝跑到了别的海区。我们的海区太小了,也不可能到别人的海区捕捞,这造成了一点亏损,但‘冷水团’这个词还是第一次听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对于“冷水团致灾”的肯定。獐子岛集团公司在10月31日举行的灾情说明会上,对灾害做出了解释,公布了他们现有的救灾措施和来年的规划。说明会上也有两家中立机构就此事做出说明,提供科学依据的是中科院海洋所,所长助理刘鹰公布的信息称:“今年1月到8月水温波动高于历年平均水平,虾夷扇贝生长期缩短两个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也表示,监盘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平均亩产与獐子岛公司2014年秋季存量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基本吻合,现场的调查数据显示,捕捞出的产品价值都赶不上采捕船的燃油消耗,已经没有采捕价值。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灾情说明会后的第三天,长海县政府在批复文件中表示:“鉴于獐子岛渔业集团深水底播海域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超过正常收益60%的实际,县政府将免收獐子岛渔业集团深水底播受灾海域的海域使用金3500万元。”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科院海洋所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一位不具名的负责人说,獐子岛所引用的会议纪要是海洋所针对獐子岛扇贝减产所做出的几种可能性分析。本刊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科院海洋所的科研人员都表示,此事涉及上市公司,目前只能发布关于会议纪要的内容。在这份会议纪要中,中科院海洋所提出扇贝减产的四种可能是:今年前8个月的水温日变幅、6~8月下旬底层水温变化、贝类饵料生物生长以及饵料藻类质量下降。

    如果“冷水团”只是“扇贝绝收”的一种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獐子岛公司前高管王杰明告诉本刊:“今年没有扇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在去年秋天已经在2011年播苗的地方拉过扇贝。”这种说法也得到于清波的认可。“2011年投苗的那批扇贝在去年就已经有一大批被卖掉了,陆陆续续一直拉到今年,如果想要调查也是可以实现的,几方面都可以证明,2011年的扇贝在2013年售卖的时候还是两年的贝,生长两年的扇贝和三年的扇贝是有区别的,从壳上就可以判断年数。调查人员可以到金石滩的金贝广场查,从獐子岛拉走的扇贝都是暂时储存在那里然后出售的,查交易记录就可以知道。18009、18023这些运输船上,每一个船员都知道情况。而且,如果有内行的调查机构来,只要让公司拿出2011年投苗的卫导数就可以看出播苗的位置了,这是专业数据,内行人一问就明白。”

    于清波和身边的几位基层员工都不认可公司对外界的说法。“扇贝死掉后,壳一般不会跑,如果要调查,可以找到扇贝壳。如果是大批的扇贝死掉,壳一般会留在原地,沉积在海底。由于扇贝的死亡率很高,如果多年养殖积累下来的壳缺乏清理,会让海底造成不少污染,这也是獐子岛海底环境被破坏的原因之一。”

    这起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在于清波眼中并不意外,他告诉本刊,扇贝在投苗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苗里掺沙子的情况在岛上几乎不是秘密。“獐子岛的海洋环境不比从前也是一个原因,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今年必然会出问题,没有贝,怎么办?”让于清波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是,在公布“冷水团”之后,在他们的工作时间里,总有一辆车在岸上监督,没人敢直接和记者有沟通,“有记者上船上参观播苗,但是,全程都有人陪着”。

    在本刊踏访獐子岛时,镇政府“惠民办”的一位主任接受了采访,表示认可冷水团使扇贝绝收的这一说法。而獐子岛公司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沉默后,向外界传达出他们积极的态度,董事会秘书孙福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用拖网船去捞一些死贝壳给大家看。目前公司还在忙于自查,但整体来说,公司对未来虾夷扇贝的底播、盘点,是希望向社会开放的,也乐意实地揭示整个情况。”

    海上大寨

    石景坤一直在等着集团公司把今年的分红全部发下来,作为留在岛上生活的老人,他的经济收入并不多,但是公司宣布扇贝绝收后,他觉得这笔钱不可能发下来了。“今年的分红是每人1500元,先前发下来750元。”

    在岛上随处可见穿着公司蓝色制服的员工,几乎每家都有亲人在公司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小岛像是一个集团公司的大型家属区。公司最初脱胎于岛上的集体经济,但从现在的形态看,这家公司把控着这个15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所有的大型生产单位,2个育苗场、6个养殖场和一个水产品加工厂,都属于獐子岛集团。最重要的是,海岛人骨子里最看重的这片海,也是集团公司来把控的。

  
  2013年10月27日,大连獐子岛的渔业工人向海洋牧场播撒虾夷扇贝幼苗

    石景坤的家住在一片平房中间,比起镇中心像是富裕县城的建筑风格,这一带的平房更像是北方农村,生着炉子的小院里飘出呛人的烟。70多岁的石景坤对现状并不满意,他更怀念小岛在上世纪的光景,“至少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这片海。当时的獐子岛,鱼太多了,一个棍子往海里打下去,鱼都能跳到船上来,老百姓靠着这片海吃饭”。岛上的人仿佛天然有和大海打交道的基因,他说,当时比谁家有本事,看的是谁家的人出海打鱼更厉害。

    最先改写小岛生存法则的是人民公社,打鱼的本事不再直接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所有的船、工具都属于集体,成果也属于集体。獐子岛拥有广阔的海域,孕育着极其丰富的鱼、虾、蟹、贝、藻类资源,这种条件下,海岛人的生活并不差,石景坤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岛上应该比大陆上过得好,虽然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二三十斤粮食,但是岛上可以吃鱼总不会饿死人。”

    依靠着资源的丰富和岛上渔民的勤劳,在全国“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小岛很骄傲地有了“海上大寨”的称号,还创下了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獐子岛人也是国内远洋捕捞走出去最早、最远的人。石景坤说,那是小岛人很有面子的时代,他们的海岛是出了名的富岛,大连人有什么,岛上人也有什么,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家家都有。“岛上之前是依靠发电机自己发电的,整个小岛有36台发电机。80年代初,为了能有常电用,我们决定自己花钱架海下电缆买电,当时的花费是800万元左右。”石景坤笑着比画着,“你能想象吧,那个时候的800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吧。”

    小岛的发展敏感地经历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每一次变革,石景坤悉数,合作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匹配中,老一辈人没有赶上新的机会,他们自豪的年代已经过去,他有些哀伤地说:“一个岛民是不会想象到自己会失去海的。”80年代后,合作社逐渐解体,黄海海域长山列岛引进了虾夷扇贝的繁育增养殖技术,并尝试底播增殖获得成功。1987年,这项技术在獐子岛开始规模化推广,并建成了虾夷扇贝苗种场,培育的苗种在獐子岛海域进行大规模底播。而獐子岛人世世代代仰仗着的这片海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公司的海,为了保护扇贝不受破坏,公司不允许老百姓在岸边赶海、钓鱼,这改变了岛民由来已久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小岛上人的分化也逐渐开始了,1998年,镇上对海洋捕捞业进行改革,远洋渔业以集体规模经营,近海捕捞业进行资产优化重组,对捕捞船、过鲜船和配套设施定价拍卖,这样,小岛上的近海捕捞就从集体经营转为了个人经营。石景坤回忆:“有船长买了大船自己单干,到稍远的海去打鱼,那些只有小船的人只能在近海偷偷打鱼。”

    人与人差距的拉大让石景坤有了不安全感。“我从公司退休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大海已经不属于我们,甚至是去海边捡海菜和海蜇都不行,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扇贝,而且过了那一段时间就‘化’了,谁也吃不上,等于浪费了。”这种变化让他措手不及,他回忆,岛民们放在浅海钓海螺的笼子被公司收走,统一放在一个院子里,多到堆都堆不下,可是大家自知违反了规定,谁也没敢去要;公司为了防止人们到海边捡海菜,甚至找人牵一条狼狗看着。“有人就因为去捡一点海菜被狗咬伤了。”

    盛与衰,去与留

    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创富故事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人渲染的版本传到獐子岛,一批在体制里当船长的人最先动了心,胆子最大的一批人付诸行动。1985年3月,中国第一支远洋船队开赴西非捕鱼作业,獐子岛人在其中也发现了商机,两年后他们建造了一艘超低温金枪鱼钓船,成为中国首个参与远洋渔业的集体企业。当时国家只批给国有企业远洋捕捞资格,獐子岛人就借助别的公司进行代理,但这个决策也让獐子岛人亏损了几千万元。

    蔡铭志就是在这时候离开小岛的,现在回过头去评价,他算是离开者中成功的案例。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离开獐子岛,他向本刊记者强调:“我在岛上有房子,偶尔还会回去住一段时间。”他生在70年代,少年时光见证了这里集体经济最为辉煌的时候。“我很小就出海,在那时的观念里,我这种越是野的、往外跑的,越被人看作厉害的、有本事的。但是这种曾经让我很得意的评价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慢慢就转变了。”

    獐子岛集团现任董事长吴厚刚在当时负责这个乡镇企业的经营,他的思想观念是对海洋资源统一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利用,实现从传统渔业的转变,按照他的观点:“集约化最大的特点是劳动效率高,而我国大部分的渔业地区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开发资源,它的结果就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但一批与蔡铭志相似的出海能人并不适应这种新的管理。“成立了渔业公司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根本就不懂大海的人成了领导,懂海的、出海的人,一出去就是和大海打交道,简单、直接,人也变得越来越粗线条,回来很难在那种体系里有发展的可能,外行领导内行,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岛上的经济模式也从传统的打鱼转向了养殖业,又有一批人脱离了体制,蔡铭志说,这批人走得比他晚,但是都对大海有信仰一般的热爱,不喜欢躲在近海养殖扇贝。“我们这批人是依靠着渔民的本事富起来的,90年代初,我离开的第一年就挣了将近10万元,这在当时也算是了不起的事情。”

    2001年是獐子岛的企业改制年。这一年的4月7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集体经济改为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镇上以集体投资和个人参股形式成立了集团公司,镇政府60%,三个岛屿村各10%,獐子岛渔业10%,如此实现了政企分开。次年6月3日,担任镇党委书记并兼任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吴厚刚卸去了行政职务,成为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蔡铭志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再回头看獐子岛公司,他觉得新世纪刚刚开始的10年,公司是在飞速发展。2006年,改制5年多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迅速成为中国水产业第一股,不到两年时间里,股价从发行价25元快速攀升至151.23元。营业收入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从2005年的5亿多到2011年的近30亿元,资产总额从2005年的7.44亿到2011年的44.2亿。

    “但是海洋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总觉得他们不够懂海,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超出了大自然的限度,2006年,有日本人来参观,新闻上报道的是感谢獐子岛提供了很好的海产品,但是我所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人提到了岛上的扇贝投苗过密。”蔡铭志说。

    2012年是獐子岛从辉煌期进入改制后的第一个低谷,几年前的大扇贝变得个头儿小了很多,亩产也从110公斤降到了84公斤,而岛上正常的扇贝亩产一直在80到120公斤之间,这样的降幅在当时已经是股民难以接受的。公司在2012年对减产做出的解释是,当年采捕的扇贝是2009年播下的苗,公司在这一年海洋牧场开发深度向50米等深线探索。因为虾夷扇贝过去是在20~30米等深线播种,四五十米深的海和二三十米深的海一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底质、水温、流速、压力、光照、盐度等等,这一系列变量都会影响产出。

    按照獐子岛公司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今年应该是一个摆脱颓势的年份。7月14日的机构调研中,獐子岛曾表示:“现根据存量调查显示,底播虾夷扇贝存活率同比大幅增长。”但是“冷水团”接踵而至。

    在王杰明看来,公司遇到的问题不仅是产量本身的问题,仅从人员变动来看也显得并不正常,高管离开得太多了,包括他本人在内,从2010年开始,共有5位副总裁、10位高管离开。“如果一个人离开,你可以说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十几个人都离开,你难道不需要反思?”王杰明并不愿意对獐子岛现在所遇到的危机做出评价,“獐子岛公司和我本人已经没有关系,但我不希望岛上的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岛上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如果公司出现问题,其他人当然愿意接手,但是到了那时候,老百姓估计就不会有股份、红利拿了。”而吴厚刚则向媒体表示:“我们能够抗住这些压力,但很多人拿我们跟蓝田比,这没有依据,对我们不太公平。实际上我们的股东是老百姓,我们是老百姓的企业。”

    作 为公司的局外人,蔡铭志考虑的事情更加感性,他觉得悲哀的是:“那么富裕的一个岛,公司在之前发展得那么好,但那些守在岛上的人,最善良朴实的岛民,却没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蔡铭志现在早已经远离海岛,他除了表达愤慨之外,也觉得无奈。“海岛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没有穷和富的差距,各自凭着出海的本事过日子,现在岛民分化成了不同的人,在公司体制里有发展的人、出走做生意的人,如果不是前两种,那就只能继续做一个本分的岛民,但可怜的是,你并不能完全地享有这片海,路子只能是给公司打工。”他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于清波、王杰明、石景坤、蔡铭志均为化名)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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